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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明明在《同源异彩——黄宾虹、林散之、李可染艺术展》开幕式上致辞
北京画院与浙江美术馆有一个交流项目，让“北齐南黄”这两座中国画高峰走出各自的地域—“齐白石”南下杭州，“黄宾虹”北上北京。就这样，“黄宾虹”走进北京画院，伴随在黄宾虹左右的，还有林散之和李可染。这是一道醇厚的艺术风景!谈起这道风景，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言下滔滔。
记者：请您谈谈黄宾虹在今天的意义。
王明明：黄宾虹的艺术在其生前和身后的一长段时间一直不为人理解，直到上世纪90年代，经历“文革”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批判，“85新潮”对西方现代绘画的狂热追捧之后，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传统，向传统回归，重新发现了黄宾虹的价值，掀起了黄宾虹热，其热度至今不减。关于他的研讨会、画展开了一次又一次，全集、文集和研究文集相继推出，对他在艺术及艺术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越来越全面的评价，其黑密厚重、浑厚华滋，传统而又现代的山水画风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画，甚至影响到油画的创作)。但是20多年过去了，在学习黄宾虹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鲜有真正成功的学习者。
首先，在回归传统和学习借鉴黄宾虹的艺术时仅停留在表面的笔墨语言和程式化形式的肤浅临摹，未能洞悉黄宾虹绘画的笔墨内核及精神内涵。其次，对于黄宾虹的理解非常片面，很少有人认识到黄宾虹的艺术是建立在对中国艺术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基础上，穷其一生追索笔墨语言和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果，尤其不能理解黄宾虹如何“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此，不能解决如何将生活与笔墨变成自己的风格。于是，近20年来，布满大江南北的都是黄宾虹的影子。
记者：在黄宾虹艺术展中引入林散之、李可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明明：今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和浙江美术馆有一个交流项目，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一次黄宾虹的展览，并将我们院藏的齐白石作品送往杭州展出，“北齐南黄”两位艺术大师绘画精品的南北交流互动展出，是非常有意义的艺术活动。但是，我们也深知搞好这次展览的不易，因为近几年来关于黄宾虹的展览非常多，如果按传统的方式来做，很可能会停留在对黄宾虹的笔墨、风格表象上的展示和研究。为此，我们在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行宏观研究的基础上，反复对本次展览的创意进行讨论和策划。我们有目的地从浙江省美术馆的藏品中选择一些黄宾虹自己标明的师古之作，将之与相应的古代大师作品进行对比，以此来发现其艺术风格的师承与渊源。其次，我们将他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与他的画论并置，使观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成一家的笔墨特色及精神内涵。而对于这批作品中不能充分展现的关于“外师造化”的部分，则搜集了黄宾虹部分的山水写生稿加以展示。
但是展示黄宾虹的艺术并非这次展览的最终指向，我们特意引入受其影响的两位学生———林散之、李可染的作品。这两位在20世纪自创一格的书画大家，他们师心而不师迹，深入领会老师的书画理论精髓，分别用于书法和山水画创作之中，成就了“当代草圣”和“李家山水”的新高峰，成为师黄宾虹而自成一家的最佳典范。我们精选了院藏的部分李可染作品，并从宋玉麟先生处借来了林散之的书画作品，将这些作品与黄宾虹的作品进行分类对比，并搜集他们对黄宾虹艺术的阐释及自己的书画论述，使观者认识到他们是如何谨遵师训又实现自我创造与超越的。这是第一次将黄宾虹、林散之、李可染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启发。
记者：黄宾虹、林散之、李可染，他们有着怎样的同与不同?
王明明：传统中国画家能自成一家有很多因素，最关键的是他们对中国艺术和中国人文精神的整体把握，注重人格和学问的修养，充满对人生的体悟和对大自然的感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的理解和把握。这是形而上的层面，而不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这既符合中国哲学，也直接关涉到一个艺术家艺术水准的高低。
凡成大家者都对传统、对前代艺术家怀有敬畏和尊重，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领悟传统的主要精神，应不限于某种技法的吸收，或通过笔墨上的微小变化或将前人的某些符号变成自己的语言，这只是抓住了皮毛和表相而已。黄宾虹对于美术史的精熟，使他有选择地继承了传统的精华，并转化成自己的风格。林散之一生没有间断对古代大师的学习，他继承了黄宾虹碑帖并举的书法理论，又将其绘画的笔墨方法引入到草书创作之中，开创了自己独特的书风。李可染曾立志“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对传统下过很深的工夫，他从齐白石处学到了笔墨精髓，从黄宾虹处学到了如何通过积墨表现丰富的层次，开创了既具中国意境，又具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风，对中国画坛影响深远。因此，借鉴传统最后要落实到时代精神，画家不能食古不化，时代在变，应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中国画传承的是精神，但样式应有所变化。
记者：此展中的“烟云供养”部分介绍了三位大师不同的写生经历和感悟，但最终都由师迹回到师心，各臻其妙。
王明明：近百年来，受西风东渐的影响，中国艺术家大量吸收西方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虽然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却忽视了中国画表现现实生活和大自然最根本的方法，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或过于强调写生，变成模写自然，没有取舍，忽视心灵对自然的感悟，未能表现出中国画的意境。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黄宾虹师徒都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自信。黄宾虹是较早进行现场写生的国画家，他强调首先临摹古人“已合自然”的笔墨，再游历名山大川，以此来印证古代大师的技法。他留下了许多以寥寥数笔勾勒山川轮廓的写生稿，皆是对山川形神的观察体悟，强调神似而不局限于形似。林散之历时10个月，行程16000里的壮游写生，使他的山水画具有更为宏阔的境界。李可染受过西方绘画训练，他巧妙地利用了西方的写生方法，但将之变成对景创作，晚年更是扔掉写生，从心灵的感悟中整合出博大雄浑的祖国河山，从而与传统一脉相承。他的画远看很丰富，近看又极为单纯，放弃了所有的枝节，抓住了艺术的规律。
记者：这三位大家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
王明明：黄宾虹为丰富中国山水画笔墨语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很多学习者仅从表象上学习他的笔墨，其实很多大家如徐悲鸿、潘天寿、傅抱石、蒋兆和、黄胄等人在40岁以前已经解决了笔墨的问题，后半生则靠学养的积淀实现了真正的脱胎换骨。中国画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笔墨之外，在对中国艺术的精神进行宏观的把握上，这是中国画的规律，否则就会走偏。
黄宾虹集古之大成，成一家法，林散之、李可染承续黄宾虹艺术的精髓，自创一格。他们遗貌取神地参悟古法，强调内心感悟的外师造化，穷其一生追求学问修养，锤炼笔墨语言，同源于传统，而自创新格，开宗立派，正如禅宗所谓“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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